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要求也无法从刑法法益理论中找到，甚至对法益概念本身也没有统一的意见。
也有学者认为有学者认为行政信赖保护与诚实信用原则是等同的，只不过信赖保护看起来更具有操作性和侧重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参见刘丹：《论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从对象和程序上看，这些规定往往将惩戒对象概括规定为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且没有就具体惩戒程序进行规定。
1922年11月3日，德国中央行政法院在ArretDame Cachet案件中建立了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不得撤销原则，后来此原则从判例上升为成文法的明确规定。近年来，中央政府曾多次强调政府诚信建设。赵爱玲：《论当代中国政府诚信建设的三级架构》，载《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5期。[22]二是从理论储备看，虽然政府诚信立法的理念得到一定范围的学者的认可，但学界对政府诚信立法的价值、内容和实施路径等基本问题的思考仍然不足。第二种模式是一些国家在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等，将行政诚信原则和制度规定下来。
同时，注意从建构理性和实用理性层面分析诚信原则在行政法生成和适用的学理基础和具体进路，整合政府诚信与法治相关公共政策，扩大诚信原则在行政法适用空间，探索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方式，从案例中积累经验，发现和提炼抽象规则，推动诚信政府立法进程。高昆、马林艺：《互联网+背景下基层政府诚信建设研究》，载《决策探索》(下半月)2017年第4期。[9] 鉴于高等教育本身的地位，多元性价值在严格审查标准中被表达为政府在教育中所追求的利益。
我国当前尤其需要尽快建立完善这一机制。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汉族考生的反向歧视，恰恰造成了和制度初衷背道而驰的负面效应。正如Gratz案中，第六巡回法院的法官提出： 无论他们在量化（指标）和课外（活动方面的成绩），（指出）他们自己可能对教育多元化作出贡献的资质有多强，和来自享受倾斜保护的群体（preferred groups）的申请人竞争，面对保留的特别录取席位，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都不适宜享受倾斜保护。
因为就种族多元性的功能设计，是它可以赋予个人特殊的观念、视角，为教育环境注入多元性，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从这个多元的教育环境中受益，即政府寄托于教育中的紧迫利益：帮助打破种族成见，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种族的人们……[16]提升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多元环境的能力。对于我国而言，就要求在倾斜政策适用方式上，改变过去一刀切的做法。
无救济则无权利，如果要真的将这些都落实为现实的权利，就必须建立起审查救济机制。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在正当化逻辑上玩弄什么文字游戏，这也是美国多元价值理论虽然逻辑上言之成理，但一直难以在实践中服众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理论上，基于个体而不是群体来考虑权利的平等保护，在实际操作上，很难把握，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却是界定种族多元性是促进平等，还是反向歧视的重要依据。[19]Irin Carmon, Shana Knizhnik: Notorious RBG: The Life and Times of Ruth Bader Ginsburg.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15:12. [20]参见Martin D. Carcieri: Grutter v. Bollinger and Civil Disobedience. University of Dayton Law Review, Vol.31, Issue 2（2006）：351. [21]Luiz Antonio Salazar Arroyo: Tailoring the Narrow Tailoring Requirement in the Supreme Courts Affirmative Action Cases.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Vol 58, Issue 3(2010):651. [22]参见Vijay Chokal-Ingam: Why I faked being black for med school. http://nypost.com/2015/04/12/mindy-kalings-brother-explains-why-he-pretended-to-be-black/,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3日。
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这一政策逻辑对于更新高等教育领域内针对少数民族和特殊地区考生的倾斜保护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如果全州进行学生的总排名，他们的成绩可能不一定能够高于其他学区未能进入班级前十名的学生。关于社会融合与平等的关系，美国2004年一项社会调查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不过，作为一个子指标，虽然今天很多批评指出，大部分AA都只考虑了种族多元性这一种多元性而已，大法官金斯伯格在Fisher I中就指出：德州大学虽然没有直接采用配额或者加分的方式，但在事实上却达到了设置少数民族学生配额的效果。
（2）邻里居住环境构成：大部分美国人偏好居住在混合型的社区。[26] 四、构建中国的多元性 同样作为多民族国家，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也长期对少数民族考生以及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适用倾斜保护政策，对于促进教育平等和民族团结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文关键词】 多元性。[1]因为费舍案两次提交最高法院，这里的Fisher II是指2016年判决的案件，与2013年费舍第一次提交最高法院的案件相区分，下文将第一次提交最高法院、并在2013年获得判决的案件称为Fisher I。
事实上，这正是美国在推进权利平等运动中所遵循的重要原则——虽然在Fisher I中发表了反对意见，大法官金斯伯格作为著名的自由派大法官，多年致力于权利平等事业，她曾说，自己非常喜欢引用美国宪法的开篇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然而我们人民，最初‘它原本没有囊括我（女性），……还有被奴役者，以及美洲土著。并且，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群体对根据种族实施倾斜保护的方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倾斜保护忽视了保护对象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就好像看见黑人就认为他一定擅长篮球，而看到亚裔就认为他一定擅长数学一样，这种认定恰恰剥夺了权利主体作为个体的自由意志。客观来讲，它有利于高等教育主体具体根据学生个体来判断和适用倾斜保护政策。然而随着时代变化，过去单一化的政策设计需要进行深度变革。由是观之，严格审查标准除了要求存在需要通过AA才能够予以保障的紧迫的政府利益，为了防止反向歧视，学校应当证明，AA是其审慎的选择。[17] 也就是说，教育权平等，意味对全体公众，不分种族、肤色，平等开放。
鲍威尔首先回应了AA反对者的批评，否定了历史补偿理论。个人化 2016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在费舍诉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Fisherv.UniversityofTexas）（以下简称FisherII[1]）的判决中，再次支持了德州大学。
[14] 有鉴于此，从巴基案到Fisher II，最高法院一直坚持在特定AA的合宪性审查中，除了要对被诉政策本身进行审查，还必须要结合政策所适用的对象个体，如巴基案里那样，虽然加州大学存在采用AA的客观需要，但当适用于巴基时，其政策实施构成了对该个体的反向歧视，因此该适用决定被认定违宪。[23] （二）模糊的多元性标准 另一个问题是多元性本身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
[11]如Fisher II中学校所主张的：通过定期培训招生人员等方式，学校保证招生人员的判断是可靠、稳定且善意的。从鲍威尔开始，美国最高法院为了回避AA存在追求种族配额这一指控，就强调多元性不只是种族的的多元性，而是多元的多元性，并依此认定加州大学医学院只考虑了种族多元性标准，是违宪的。
就此，加州大学未能证明对AA采取了严格限定措施，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构成了对其他人的反向歧视。（三）建立倾斜保护的审查救济机制 然而，从立法层面就完全实现在权利倾斜保护适用时裁量标准的个人化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设置救济机制，使之既能成为少数民族个体主张受教育权平等的依据，也能成为高等教育环境下其他学生赖以保护自身权利的机制，后者既包括防范反向歧视，更应当包括高等教育环境下享受多元教育利益的受益权等。譬如Fisher II中，德州大学举证自己仍有必要实施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方案，所举证据就是德州历史上实施过种族隔离，如果按照过去Top Ten[25]这种中立的招生方案，难以达到多元标准，其实也只采用了种族多元性标准。并且由于历史所造成的不平等社会结构，这种利益需要采用特定手段才能予以保障，由此具有紧迫性。
参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页。然而，权力下放则意味着更多权力滥用的可能，恰如美国自巴基案到费舍案中的各所大学一样，必须要对它们的决策权设置相应的监督机制，通过审查个案，判断实施倾斜保护是否合理，是否造成了对其他人的反向歧视，以及是否需要实施权利救济。
[26]参见Gail Heriot: 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The Court(Belatedly) Attempt to Invoke Reason and Principle. Cato Surpreme Court Review,2013-2014:64-66. Sergin Balan: Formal and Substantiv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Journal,2012(12):95. [27]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13] 罗伯茨指出：对特定群体实施差别对待，如果要防止因此可能对其他人构成反向歧视，就要保证这种差别，是基于对个体权利平等状况的现实考虑作出的决定。
[11]参见Grutter v. Bollinger,539 U.S.306(2003):324. [12]参见Sally Chung: Affirmative Action: Moving Beyond Diversity. New York University Review of Law Social Change, Vol.39, Issue 3(2015):387. [13]这个原则确立于Miller v. Johnson 515 U.S.900(1995).参见Patrick S. Shin: Treatment as an Individual and the Priority of Persons over Groups in Anti-Discrimination Law. Duke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Public Policy,2016, Vol.12:109. [14]参见Thomas: Dissent. In 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579 U.S.136 [15]Patrick S. Shin: Treatment as an Individual and the Priority of Persons over Groups in Anti-Discrimination Law. Duke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Public Policy,2016, Vol.12:120. [16]Grutter v. Bollinger,539 U.S.306(2003):308. [17]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347 U.S.483(1954):493-494. [18]杜赞奇在分析群体的认同标准时，不同群体之间产生独立性或差异性的自我认知，会形成特定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区分的边界，它又分为存在融合可能的柔性边界，和作为独立存在不可变更的刚性边界。这里，可见的物质设施相同虽然形式上是平等的，但机会的平等被剥夺了，它不仅因为隔离，没有为学生提供理解彼此、跨越种族交往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隐含了有色人种学生与白种人学生存在差异，不能一体对待的设定。
在教育环境中，通过共处、认同促进平等，正契合了社会共同体成员彼此认同的文化心理规则： 杜赞奇在研究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心理时，提出了边界概念，用来指称共同体内部成员据以彼此认同，并区别我们和他们的规则和标准，个体反过来也依据边界对特定社会共同体产生归属认同，并判断其他个体是否与自己属于同一共同体，是否可以平等适用同一套规则体系。应当注意：因为群体身份施诸个体权利的限制，造成教育环境内，对这类群体所具有的多元民族文化缺乏关注，此时个体因为群体身份所具有的特殊民族、文化视角，将是他们获得倾斜保护的必要条件。[28]几乎同样的道理：少数民族身份或来自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不意味着个体权利就必然因此存在弱势，群体的身份既不能替代个体的权利状态，更不必然等于权利实现条件存在弱势。又或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在当地进入高校从事本地民俗文化的研究，这本身对该教育环境而言，个体并不能因为少数民族身份贡献多元性。
……只因为种族因素就在公立学校中隔离孩子们，即使有形的设施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否剥夺了少数群体孩子获得的公平机会？我们认为是。2015年《纽约邮报》爆出一则丑闻：一名印度裔学生立志进入医学院，可当他的朋友凭着比自己优越的成绩先后被15所医学院拒绝之后，他研究了美国医学院校的录取数据，发现从1990年开始，美国医学院招生环节采用的平权方案导致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拉丁裔美国人录取率，相比亚裔和白种人，要高出了30%－40%。
（三）多元环境内：融合还是孤立？ 美国的调研数据显示：适用倾斜保护政策招录的少数族裔学生，往往只能在学生群体里处于成绩较下游的水平，并且倾向于在学校中结成相对封闭的小团体，结果这部分学生心理上的挫败感和孤立感反而增强，产生了与促进认同相反的结果。结合布尔迪厄在分析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时候提出的：隐蔽性的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及持有一样，同样可以起到提高行动者社会地位的作用。
这就是说，要凸显倾斜保护所促进的多元性，对整个学生群体所贡献的价值功能。只因为他们的种族或者肤色，就推定他们的需求，事实上也是一种反向歧视。